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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医理精华》(Siddhasa^ra，音译《悉昙娑罗》，以下简称为Si.)[1]是印度一部有影响的古典医学著作[2]，作者名叫拉维笈多(Ravigupta)。它约写于7世纪中期，主要讲述临床知识，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医方。它是一部医方选集，从数部医书中精选出有效的良方，按照每章一个主题的方式共编为31章。各章的标题分别为Si.1：医学理论、Si.2：药物的类别、Si.3：食物与饮料的法则、Si.4：死亡的预兆、Si.5：热病、Si.6：痢疾、Si.7：出血症、Si.8：严重的肺病、Si.9：内部肿瘤 痞疾、Si.10：水肿、Si.11：尿道病、Si.12：皮肤病、Si.13：痔疮和瘘管、Si.14：黄疸病、Si.15：打呃和哮喘、Si.16：咳嗽、Si.17：呕吐和干渴、Si.18：闭尿症、Si.19：便秘、Si.20：疯病和癫痫、Si.21：风病和风湿症、Si.22：酒精中毒、Si.23：丹毒、Si.24：肿胀、Si.25：疗伤、Si.26：眼科、Si.27：疗毒、Si.28：长生药和春药、Si.29：童子方、Si.30：五业治疗法、Si.31：医疗细则。《医理精华》涉及了内外科、儿科、妇科等多方面的疾病治疗。其中前四章多讲述有关的医学理论、药物的性质等，使之独立成为一部完整形态的医典。其理论部分尤其以第一章“医学理论”(tantra)最重要。第一章依次阐述的内容有：医术的分支、疾病的分类、时令季节与体液的关系、生病的原因、三种体液、六种味道、医疗的四种分支、三种体质、消化与疾病的关系、食物的禁忌等。第二章“药物的类别”，将具有相似性能的药物归类，共分为32组。这种分类的方法与佛教律藏中的药物分为时药、更药、七日药、尽寿药共四种，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三章“食物与饮料的法则”，主要论述了各类食物和饮料的性能、主治的病症以及饮料的注意事项。其食物和饮料包括米类、豆类、肉类、蔬菜类、水果类、盐类、水类、奶类、油类、糖类、汤类、饼类等。第四章“死亡的预兆”，讨论了垂死病人的临床表征、种种预兆，以及垂死病人所作梦境的凶兆与吉兆，医生与信使所见情形的征兆。其余每章各讨论一种疾病，开列出许多药方，其中属于理论成分的是该病的成因、所分的小类、该病的临床表现等。
《医理精华》本质上是一部很客观的、科学性强的世俗医典，就连其中的比喻也很少与宗教有关，它与佛教可以说几乎毫不相干。不过，《医理精华》是印度古代主流医学体系“生命吠陀”(a^yurveda)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而印度佛教医学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上都与“生命吠陀”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利用汉译佛典的材料，将《医理精华》与印度佛教医学从理论上进行比较，将初步揭示印度佛教医学中哪些是传统的“生命吠陀”的因素，哪些是佛教的独立创造成分，同时也有助于深入探讨《医理精华》的特色。
一、病因学之比较
《医理精华》继承了传统的“寿命吠陀”的说法，将全部的医术分为八支，即《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所引的“八医”和《金七十论》中的“八分医方”。印度佛教医学称之为“八术”或“八种术”，如《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持水长者“善医方，妙通八术”，《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五云：“譬如良医善八种术”[3]。
从病因学的角度来看，《医理精华》中没有提及“什么是病”这一问题，主要涉及疾病的总体分类和疾病的形成原因。而印度佛教医学中的病因学，首先对“什么是病”作出了解释。原始佛教的核心概念之一“四谛说”，提出苦集灭道四圣谛，“苦”包括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苦等人生八苦。每当谈到苦谛时，就必定涉及到“病苦”，要么对此作出定义，要么列举种种病名。在生老病死四苦时提到病，这也是佛教医学病因学的特点之一。对疾病的最常见、最简单的定义是：病者，谓四大不调。亦如《大般涅槃经》卷11，“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互不调适。”《毘婆尸佛经》：“云何名病？瑜誐答言：四大假合，虚幻不实，稍乖保调，即生苦恼，此名为病。”[4]四大不调也是佛教医学通常所说的病因，佛经中的解说很详细。许多佛经列举了种种病名，比如《佛说四谛经》：
病为何等？有头病、有腹病、有耳病、有鼻病、有口病、有唇病、有舌病、有咽喉病、有哕病、有变病、有下病、有热病、有淋沥病、有颠病、有咽瘤病、有寻寻病、有骨节病、有皮病、有肪病、有血热病、有痰病，是亦余若干，皆从猗生。(No.32，T1/815a)
上述的病名多见于《医理精华》，只有“变病”、“寻寻病”不知何指。
《医理精华》将疾病总体分为四类：
对一个人来说，他的本质是以(几)大元素作为特征的，这几大元素就是他生病的根源。一般认为，众病即：身体的、精神(心理)的、偶然的和遗传的(与生俱来的)毛病。(Si.1.2)
可以认为，身体的诸病是指发烧、皮肤病等；精神的诸病是发怒等；偶然的诸病是由受伤而引起的；遗传的众病即饥饿、干渴、[年老]等。(Si.1.3)
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暗含了两个分类标准，其一按照疾病的内在性与外在性分类(身体的和精神的)；其二按照疾病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分类(偶然的与遗传的)。第四类“与生俱来的(遗传的)病”并不实指什么疾病，而是常见的生理状态：饥饿、干渴、年老等。印度古代医家认为这些状态并不是人们的“常态”，而属于“病态”。这种哲学观念与中医差别甚大。
佛教医学常将疾病总体一分为二：身病与心病。但身病与心病的进一步细分，在各经典又有所不同。对疾病的分类较具体系性的是《大般涅槃经》，云：
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互不调适。亦有二种：一者身病，二者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者杂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忘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种：一者踊跃，二者恐怖，三者忧愁，四者愚痴。……身心之病凡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业报，二者不得远离恶对，三者时节代谢，生如是等因缘、名字、受分别病。因缘者，风等诸病；名字者，心闷、肺胀、上气、嗽逆、心惊、下痢；受分别者，头痛、目痛、手足等痛，是名为病。(T12/676b)
上段引文前半部分非常清楚，后半部分将身病与心病又杂糅为“身心之病”。“业报”、“不得远离恶对”、“时节代谢”，是按照致病的原因来分类的。“因缘”、“名字”、“受分别”中，“因缘”是指那些用致病的原因来命名的疾病；“名字”是指疾病的名称；“受分别”是指人体不同部位所受的病痛。
佛教医学中有的将身病、心病各分为三种。《七处三观经》云：
世间有三大病，人身中各自有，何等为三？一为风，二为热，三为寒，是三大病。……人亦有三病，共生共居，道德法见说，一者欲，二者恚，三者痴。(No.150，T2/882a)
前三种是身病，后三种是心病。《思维略要法》也指出，身有三病，风寒热也，世药可治；心有三病，贪瞋痴，唯佛法可治。佛经在解释病因“四大不调”时，又常将每大对应一百一病，共成“四百四病”的说法。《修行道地经》卷一“五阴成败品第五”则云：“其人身中因风起病有百一种，寒、热、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计之四百四病。”(No.606，T15/188c)这是根据三种体液来分类的。从疾病的总体分类来看，“四百四病”归属于身病的范畴。比较可知，佛医中的身病、心病(恚等)类似于《医理精华》中“身体的病”与“精神的病”(发怒等)，但并不能完全对等，因为“身体的病”数目超过三种(风热寒)或五种(因水、因风、因热、杂病、客病)；“精神的病”(精神的不健康状态)不包括心理上的贪婪和愚痴(贪痴/欲痴)等。不过，佛医的“杂病”是一个指代范围很广的集合名词，除因为水、风、热所导致的病症和“客病”之外，可指其他所有的身体疾病。“客病”中的第三种“刀杖瓦石”与《医理精华》中“偶然的病”(受伤等)可以对应。
人生八苦之说并不是佛教的独创，印度其他的哲学派别中也有人生之苦的理论，数论派的经典《金七十论》就有三苦论。在分析三苦时，《金七十论》引用了“医方”对病苦的阐释。其卷上云：
何者为三苦？一依内，二依外三依天。依内者，谓风热痰不平等，故能生病苦。如医方说，从脐(齐)以下是名风处，从心以下是名热处，从心以上并皆属痰。有时风大增长，逼痰热则起风病；热痰亦尔，是名身苦。心苦者，可爱别离、怨憎聚集、所求不得，分别此三，则生心苦。如是之苦名依内苦。……一者八分医方所说能灭身苦，二者可爱六尘能灭心苦[5]。(No.2137，T54/1245a-b)
病苦即依内苦，又分身苦、心苦两种。心苦与佛教“人生八苦”中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完全相同；身苦与心苦大致相当于佛医的身病与心病。此段中的医理直接引自“医方”，是传统的生命吠陀的观点。它对病的起因(风热痰不平等)、风热痰的位置以及风热痰的消长变化等论述，与《医理精华》比较吻合。
人的身体是体液、元素和杂质(三者)的载体。如果它们是平衡的，身体则健康；如果有一个上升或下降，则生病。(Si.1.10)
内风处在肛门、[骶骨]和股间的部位。胆汁位于大肠内。(Si.1.17-18)
痰处在胃、喉咙、胸腔、头部和关节中。(Si.1.19)
《金七十论》中的风(va^ta)、热(pitta)、痰(s/les!ma)即《医理精华》的内风(va^yu)、胆汁(pitta)、痰(s/les!ma，痰液、黏液)，《医理精华》对三液的位置描述得更准确。人体内的这三种体液处于均衡状态，人就健康；三种中的任何一种单独或两种共同增长，剩下的就会减弱，三液就不再平衡，导致种种疾病。所以，三液失衡导致疾病乃是《医理精华》病因学的主要观点。另一方面，《医理精华》病因学是一个概括性的总说法，并没有对它所分的四类疾病(身体的、精神的、偶然的、遗传的)一一揭示其病因。细看之下就会发现，三液失衡说实际上仅仅揭示了身病的成因。
佛教医学常常从三个方面来揭示病因，即外因、内因和业因。外因对应于身病，内因对应于心病，业因对应于业报之病。外因即地火水风四大不调；内因是贪瞋痴三毒为患；业因是前生的孽债宿根的果报[6]。下面从这三个方面来依次说明：
1、外因。人体由“四大”原素假合成身，这是印度各派哲学的共同观念。四大不调是指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失去平衡状态，引发人体的疾病。《人身四百四病经》主要叙述了“四大”说。三国孙吴时竺律炎共支越译的《佛说佛医经》亦云：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土属身，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火少寒多目冥。(No.793，T17/733a)
《修行本起经》卷下亦云：
何如为病？答言：人有四大，地火水风。大有百一病，展转相鑽。四百四病同时俱作，此人必以极寒、极热、极饥、极饱、极饮、极渴，将节失所、卧起无常，故致斯病。(No.184，T3/466c)
《修行道地经》卷四亦云：
身水增减，令发寒病有百一苦，本从身出，还自危己也。若使身火复有动作，则发热疾百一之患，本从身出，还复自危也。风种若起，则得风病百一之痛也。地若动者，众病皆兴，是为四百四病俱起也。(No.606，T15/209b)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进药方法”：
夫四大违和，生灵共有，八节交竞，发动无恒。凡是病生，即须将息。故世尊亲说《医方经》曰：四大不调者，一寠噜，二燮跛，三毕哆，四婆哆。初则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则水大积，涕唾乖常。三则火大盛，头胸壮热。四则风大动，气息击冲。即当神州沉重、痰癊、热黄、气发之异名也。若依俗论，病乃有其三种，谓风、热、癊，重则与癊体同，不别彰其地大。(王邦维校注本，157页)
也有人将经名定为《世尊亲说医方经》，但大藏经中没有此经的译本。此经中的四大不调，与上引各经似异实同。寠噜即guru，意为沉重；燮跛即kapha，指痰；毕哆即pitta，指胆汁；婆哆即va^ta，指内风；四者分别对应于地、水、火、风。它们与中医所说的沉重、痰癊、热、黄、气发四个概念差不多。
“四大”学说对中医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有的中医学者试图将“四大”与“五行”理论结合起来。申俊龙《佛教与中国传统医学》一文对此有专节论述[7]。除了他文中所引的《补阙肘后百一方·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卷一“诊候”、《外台秘要》卷二十一“天竺经论”这些常见材料外，在较晚期的《医方类聚》中还有一则材料较重要。具引如下：
予尝历览诸家方论，探求医之妙理。复读佛书，见经中多引医为喻，有云医善巧方便，普救一切人，则知医之心即佛之心也。诊疗之际，可不明其所以！盖乎人之有生，寓形宇内，假合四大以为身。四大者何？地水火风也。其生也由此而其成，死也由此而灭，从本不实故也。人之死生既系乎此，则为医者正当明死生之理，以究其疾痛之原可也。夫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属乎地。若地大不和，则发焦、毛拔、爪枯、齿槁、皮缓、肉脱、筋急、骨痿、髓竭、脑转、面垢、色败，此病之原於地大者也。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属乎水。若水大不和，则多唾、鼻涕、脓溃、血溢、津液不收、涎沫流出、痰壅、泪盈、精走、气泄、大小不净盈流于外，此病之原於水大者也。至于暖气则归火，动转则归风。若火大不和，为烦、为热、为焦渴、为痈疡、为狂走、为癃闭。若风大不和，为偏枯不随、为四肢瘫痪、为口眼喎斜、为筋脉挛急、为痒、为痛、为痹、为帬。火大风大，病各不同。四者和合，则一身安荣。有一不和，皆能为病，况於离散者乎！矧乎四大之身，人所均有，而不自觉知，医之圣师亦秘而不示于人，唯佛书则言之详矣。盖佛为大医王，了达生死，极能洞明此理。予因得以经中所说一贯乎医，后之来者毋以予言为迂。若以予言为迂，是亦以佛氏为迂[8]。
此段文字既将佛经中“四大不和”的病因说作了概括，指明各类疾病起因的归属，又是佛医理论对中医影响的有力证明。
除了基本的“四大不调”之外，饮食失调等外在因素导致疾病也是佛医理论的病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内因。凡夫之病有三种：贪欲、瞋恚、愚痴。这三种主要的心病就是由于人们心中的三毒(贪瞋痴)所造成的。贪瞋痴既是病，也是病之因。佛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求人们的心理疾病的成因。心理因素不仅引起心理上的疾病，也会导致身体生理上的毛病。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疾病原理是相通的。《释氏要览》中强调“喜、怒、忧、惧、爱、憎、欲”七情为致病要素。《大般涅槃经》卷十一云：
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贪欲、瞋恚、愚痴、憍慢。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热肺病、上气呕逆、肤体习习、其心闷乱、下痢哕噎、小便淋沥、眼耳疼痛、背满腹胀、癫狂乾痟、鬼魅所著，如是种种身心诸病。(T12/428a)
又，同经卷二十五云：
知诸凡夫病有三种，一者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痴。贪欲病者教观骨相，瞋恚病者观慈悲相，愚痴病者观十二缘相。……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有三种病：一者贪，二者瞋，三者痴。如是之病有三种药：不净观者能为贪药，慈心观者能为瞋药，观因缘智能为痴药。(T12/511b)
此处着重指出了治疗这三种主要心病的方法。
3、业因。这是佛医理论的病因说中最具佛教特色的部分，也是与“生命吠陀”理论差别最大的所在。需要注意的是，《医理精华》中的“与生俱来的病”并不是指前世的业报所带来的今生病痛。
佛教极力强调业力果报。今生的病苦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前生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就连世尊本人以及佛的大弟子舍利弗都逃脱不了疾病的业报。佛教医学还认为，凡夫业报所感的疾病叫做“因中的实病”，而佛世尊等圣人身体所示现的疾病叫做“果中的权病”。《僧伽罗刹所集经》云：“众生之类为因病所逼，一病动百病增，无有能脱此病者，除其智者。”[9]所谓的众生即凡夫，智者即圣人。圣人与凡夫虽然同样受病报，但是圣人只有身病而无心病。
《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四云：
……舍利弗病者，佛弟子中多病无过舍利弗，常患风冷，又病热血……舍利弗有大功德智慧，何以有如是病耶？又言：舍利弗前世业缘故，以过去世恼乱父母及以师僧，是故有病。(No.1440，
T23/528c)
《兴起行经》记载了世尊多次得病和受伤的故事：“佛说头痛宿缘经”第三；“佛说骨节烦疼因缘经”第四；“佛说背痛宿缘经”第五；“佛说木枪所刺因缘经”第六[10]。这些故事指出，世尊之所以在今生遭受这么多的病痛，就是因为世尊前世作了种种恶事；从而告诫人们今生多多行善，切勿作恶，以免来世受苦报。
《阿那律八念经》云：
病者，谓人罪行所致，痈疽疮脓痫癫长病，亦百余种。(No.46，T1/836)
明确指出，病的根源就在于人的罪行，罪行即人前生所作的种种恶事。
《异出菩萨本起经》云：
是人宿命为恶，今生为人，食饮不节，卧起无常，中得是病。(No.188，T3/618b)
则说明前生的恶行，加上今生的饮食不节、卧起无常等行为，从而导致疾病。佛教医学认为，由于人的业行有善恶之分，因此今世多病少病的果报也有等差。《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云：
复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多病报：一者好喜打拍一切众生，二者劝他令打，三者赞叹打法，四者见打欢喜，五者恼乱父母令心忧恼，六者恼乱贤圣，七者见怨病苦心大欢喜，八者见怨病愈心生不乐，九者于怨病所与非治药，十者宿食不消而复更食。复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少病报：一者不喜打拍一切众生，二者劝他不打，三者赞不打法，四者见不打者心生欢喜，五者供养父母及诸病人，六者见贤圣病瞻视供养，七者见怨病愈心生欢喜，八者见病苦者施与良药、亦劝他施，九者于病苦众生起慈愍心，十者于诸饮食能自节量。以是十业得少病报。(No.80，T1/892a)
《分别善恶报应经》卷上：
复云何业获报多病？有十种业。何等为十？一自坏有情，二劝他令坏，三随喜坏，四赞叹坏，五不孝父母，六多结宿冤，七毒心行药，八悭吝饮食，九轻慢圣贤，十毁谤师法。如是十种获报多病。复云何业获报少病？有十种业。何等为十？一不损有情，二劝他不损，三不随喜损，四不赞叹损，五离庆快损，六孝养父母，七尊重师长，八不结宿冤，九施僧安乐，十施药饮食。如是十种获少病报。(No.81，T1/896c-897a)
上述二经均列举了得多病报的十种恶业和得少病报的十种善业。《医理精华》中没有什么有关业报致病的理论，因此，业因说是《医理精华》和佛教医学病因理论最大的区别所在。业因说在中医学界产生过影响，具体参见申俊龙《佛教与中国传统医学》一文中“缘起、轮回说对中医学的影响”一节。
4、综合因。有的佛经并没有如此清楚地将病因分成外、内、业因三部分，而是将各种病因杂糅在一起列举出来。《佛说佛医经》云：
人得病有十因缘：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婬妷、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从是十因缘生病。(T17/737b)
这十种原因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的失调，将疾病的内外因等综合在一起。《佛说佛医经》还列举了致死的九因缘，有饮食方面的，也有业行方面的，以及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释禅婆罗蜜多次第法门》也接受了疾病综合因的观念，把病因分为六类：外感风寒、劳累过度、饮食不洁、坐禅偏差、业报、鬼魔。不过这六类忽视了内因(心理因素)的致病作用，而添加了“鬼魔”这一因素。《摩诃止观》卷八亦提出六项病因，即“一、四大不顺故病；二、饮食不节故病；三、坐禅不调故病；四、鬼神得便；五、魔所为；六、业起故病。”
总之，佛教医学的病因理论是从人类的生理、心理、行为乃至社会环境的影响等大的整体系统来揭示疾病的。《医理精华》则只注重人的外部因素，而忽视人的心理因素，因此其病因说缺乏整体系统性。
注 释：
[1] R.E.Emmerick，Siddhasa^ra of Ravigupta，vol. 1： The Sanskrit
text(=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ed.
W.Voigt，Supplementband 23.1)，F.Steiner Verlag，Wiesbaden 1980。
[2]
从医学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医理精华》的意义更重要一些。它于九世纪被译成藏文，十世纪译成于阗文，又在十三世纪前译成回鹘文。此外，《医理精华》的部分内容还传入了阿拉伯，时间大约在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于阗文本的《医理精华》出土于敦煌藏经洞。参见拙文《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及其敦煌于阗文写本》，《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115—127页。
[3] 分别为T16/447c、T12/511b。
[4] No.3，T1/154c。
[5] 现存的一个梵文本
《僧佉论疏》，与陈真谛的汉译本差别较大，不是真谛所依据的原本。而且从梵文语法现象上来判断，此本比真谛的原本要晚出4、5个世纪。此本对应的段落试译如下：此处三苦——依内苦、依外苦、依天苦。此处依内苦分两种——身体的(身苦)和精神的(心苦)。身苦是风、胆汁、痰液被搅乱，[引起的]发烧、痢疾等[疾病]。心苦是与所喜欢的人分离、与不喜欢的人相聚等等。……对这两种依内苦来说，根据医方(生命吠陀论)的方法，同亲爱者结合、同不喜欢的人分离等等，以及服用苦涩的、收敛性的煮沸的汤剂等这些[可消除]依内苦的手段。
[6] 李良松、孙婷《佛教医药学术体系概论》，“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研讨会论文，1997年12月。
[7] 申俊龙《佛教与中国传统医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王尧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922—956页。
[8] 《医方类聚》点校本，第一册。
[9] No.194，T4/117a.
[10] No.197，T4/166c-16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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