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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徐志一居士書 （二十六年）
慧章鑒：
念佛之法，各隨機宜，不可執定。然於一切法中，擇其最重要者，莫過於攝耳諦（詳審也）聽。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行住坐臥，均如是念，如是聽。大聲小聲，心中默念，均如是聽。默念時，心中猶有聲相，非無聲也。《大勢至念佛圓通章》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念佛時能攝耳諦聽，即都攝六根之法。以心念屬意根，口念屬舌根，耳聽則眼必不他視，鼻必不他嗅，身必不放逸懈怠，故名都攝六根。
攝六根相念，則雜念漸息，以至於無，故名淨念。淨念能常相繼不間斷，便可得念佛三昧。三摩地即三昧之異名，吾人隨分隨力念，雖未能即得三昧，當與三昧相近。切不可看得容易，即欲速得，則或致起諸魔事。得念佛三昧者，現生已入聖位之人也。故須自量。
隨息之法，在《淨土十要》第五。「寶王三昧論」第九，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門，觀之自知，故不多說。
（十八）見《三編》卷二第四三六頁。
按；此函中指出：「凡種種『寶卷』，皆外道借佛法中一事而瞎造者。《高王經》為大藏所無。」此函乃大師糾正當時佛教教徒中無知識者之若干錯誤觀念。函末有訓誡易思厚之一段文字，頗有意思，錄之如左：
「寺中皈依，若升座說，則未升座前，客堂頂禮知客師，方丈頂禮和尚。和尚上座，跪拜要一小時多。下座，送和尚到方丈，又頂禮。又頂禮站班各師及知客師。汝函祈皈依，頂禮之字都不肯寫。太把皈依三寶事看得輕了！光若不說，光亦罪過，故再說之。」
（丁丑八月十二日）
此等例子。大師文鈔中數見之。類若情形，閱世深者亦每多察之。此種情形大致有二者。一者，不知規矩，不懂事體（事情之本體）之輕重意義；二者，乃狂妄自大之徒。故大師每每誨人曰：佛法真利益唯有敬、誠者得之。真誠、恭敬是為學佛入門階級也。
（十九）見《三編》卷一第一六０頁。
（廿）見《永思集‧敬賀印光大師往生安養》：
「余亦大師皈依弟子之一。最後一面，在廿六年秋，蘇垣初遭空擊之前。時滬戰己起，蘇垣風聲緊急。乃造報國寺謁師，勸即上山，以避轟炸。師不從，曰：『死生有命，命若當死，避亦無益。』余云：『師日後生西情形，與大眾淨土信仰，關係至巨，師即不為自身安全計，曷不為大眾信仰計乎？』師云：『勿作是言。』旋勸再三，終不肯從，最後，師握余臂曰：『汝放心可矣！』余云：『我非為己不放心，實為師不放心耳。』言時不禁淚下，遂告別。」
（廿一）見《三編》卷一第二一一頁。
（廿二）見《三編》卷一第二一三頁。
（廿三）見《永思集‧行業記》：「二十六年（七十七歲）冬，為時局所迫，蘇垣勢不可住，不得己，順妙真等請，移錫靈巖。」
按：大師移錫靈巖山之時間在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冬。然確切之時月日期，後人都無詳明記載。其實大師自己記之甚清楚，是該年夏曆十月初十，見大師文鈔《三編》卷一第一六五頁《復獨山楊慧芳書三》：
「手書備悉，光於前年十月初十，避難於去蘇垣廿餘里之靈巖山寺。今己七十九，旦暮將死。」
（廿四）見《三編》卷二第三三二頁。
復任慧嚴居士書
來函既云學密，其慰。須知學密，身口意持咒，三密相應外，觀相正確，方有相應。若得即身成佛之地位，恐不容易耳。佛法廣大，方便多門。念佛一法，知易行難。若得一心不亂，亦是無上法門。三根普被，帶業往生。前領《淨土十要》，及《一函遍復》，有暇多多閱覽，佛力自力之易難，當可明白。念佛一法，尤其專心無二。若學此學彼，縱將三藏十二部讀得爛熟，仍於生死無關。勸足下一心念佛為隹，如不聽光之說，以後不准來信。
廿六年十二月三日
（廿五）見《續編》卷上第一二二頁。
按：此函未署年月時間，以信中言及「前年一軍官，係山西繁峙縣人，姓續，以國家不得太平，至中山陵剖腹自殺，被人救未死」等語，又續姓軍官即續范亭，續將軍中山陵剖腹在一九三五年，則此函在一九三七年寫。唯不知「某居士」為何人。函末引用古人名言至為精闢：「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終身受用不盡，不務躬行，縱讀盡世間書，於己仍無所益，如真龍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泥龍縱泡之水中，也不免喪身之禍。」
（廿六）見中國文史出版社《名僧錄‧回憶印光法師二三事》：「日本帝國主義者入侵中國國土之時。有一天，我們一些青年僧人親眼看到有人領著幾日本軍官來寺內找印光法師談話。最初他們談什麼，我們不知道，但是看得出法師態度嚴肅，有拒絕某事之意。其後，日本軍官拿出日本修訂出版的《大藏經》（它是各種版本中內容較廣泛的一種書）送給靈巖山寺。我們青年僧眾認為是日本人看得起靈巖山寺，才把他們最好的《大正大藏經》送給我們。可是印光法師當即委婉地說：『我們這裏的僧眾都是念經僧人，不是研究經文的僧人，請把你們這麼好的《大藏經》轉送給有關研究人員吧。』就這樣，拒絕了日本軍官的贈送。這件事，喚起了僧眾的民族尊嚴和愛國主義思想，對我個人啟發教育更為深刻，使我至今不忘。」
《大正新修大藏經》日本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高楠順次郎博士等發起，十三年創刊，至昭和七年（一九三一年）編印完成，所收異本最富。麗、宋、元、明四藏之外，並對校聖語藏本、宮本、敦煌本、寫本、古佚本，以及各種流通本。後十三函為續編，多收日本著述。共八五函，三０五三本，一一九七０卷，八０六三四頁。每頁分上中下三欄，每欄二十九行，每行約十七字。方冊本，為現代佛教藏經中最為精審、豐富之藏經。故世界各國學者研究佛學亦皆以此為典。
按：大師於此《大正藏》亦頗珍重，一九０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獲悉日本弘教書院刻印大藏經，乃將自己於北京琉璃廠購得之《揀魔辨異錄》托楊仁山居士寄與日本，請附入藏中。然當此時此際，形格勢異，日軍入寇中華，大師自以淩厲冰操峻嚴拒彼惡魔之饋贈也。
（廿七）見《續編》卷上第八頁。
（廿八）見《續編》卷上第一一０頁。
按：此函大師又述及顯蔭夭亡事，其愛惜、痛悼之情溢於言表，且諄諄告誡遊氏：「須謙卑自牧，勿以聰明驕人。愈學問廣博，愈覺不足，則後來成就，難可測量。」信函之後半部分復又開示淨土法門根本要義，指出：「此法若無宿根，勿道普通人不能了澈，即徹悟自心，深入經藏之出格高人，亦多半不能了澈。......汝且勿以看過為事，當以熟讀深思，方知光言無謬。」大師之愛護遊氏，亦可謂恩澤厚矣。大師逝後十周年，由羅鴻濤編輯，德森、妙真法師及竇存我居士校訂，慧容楷書謄清完成之文鈔《三編》稿本交付上海《弘化》月刊編輯部印刷出版。其時遊氏為《弘化負責人，遷移時日，畏首畏尾，終未將《三編》印行通流，末後竟將手稿退還靈巖山寺了事。此稿本存於山寺藏經樓中，歷劫而獲全璧，塵封四十餘年，「文革」後靈巖山寺方丈明學大和尚偶於藏經樓中檢得，絲毫未損，復商於莆田圓拙老法師。圓老非唯慈悲贊同，且亟力助成，偕同持德法師及數位熱心居士親與其事，遂將《三編》文鈔於一九九０年仲冬，由莆田廣化寺校訂印行流通。古人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信哉！遊氏心行固不克當此重任，亦無此福報，法緣耳。
（廿九）見《續編》卷上第一九一頁。
（卅）見《續編》卷上第二一六頁。
（卅一）見卷下第一二一頁。
按：《釋門法戒錄》，近代湖南郭涵齋居士編輯、摘錄。
（卅二）見《續編》卷下第二四四頁。
（卅三）見《續編》卷下第二五九頁。
在江蘇吳縣木瀆靈巖山寺。
春三月，皈依弟子戴滌塵侍母至寺禮佛謁師。
四月八日，大師授戴母五戒，授戴十戒。是日中午，戴氏於寺設齋供眾。大師書聯以贈，聯曰：「勸親修淨盡儒道，祈眾往生暢佛懷。」（一）
春，無錫佛教淨業社袁德常到寺謁師。大師啟口即問：「城中古觀音堂如何？」袁答以三面被火，唯堂獨存。師頷之。繼而忽大聲叱曰：「你們三聖閣不成功，不要以為沒有因果，你們的因果也不小！」（二）
夏，大師在靈巖山關房聞知報國寺藏經樓發現無數白蟻，乃賜大悲水令灑之，白蟻竟從此絕跡（三）。
七月初八，復張仁本居士書（四）。
九月初四，復費範九居士書（五）。
九月中旬，與皈依弟子戴滌塵居士合攝一影（六）。
十月十三，復嚴文朴居士書（七）。
十月十四，復倪文卿居士書（八）。
冬，因慧三法師（當時尚未出家）再三要求，遂介紹到上海皈依天臺宗大德興慈老法師，並在其臨行時囑咐說：「你既真心出家，要跟有道德的師父才好。興慈法師是一位有道德的和尚，你要好好的跟他學。」（九）
除夕，復張覺明居士書二（十）。
皈依弟子王薳到靈巖山寺謁師，師勖謂：「劫中惟一心恭敬念觀音菩薩。」余不多語。同攝影一幀（十一）。
皈依弟子嚴德彬作書函求大師，為其亡父周屏及母、亡妹志先、亡弟德潛作幽冥戒。大師復函納受，允許九月望日夜七點鐘說戒（十二）。
大師復函開示嚴德彬曰：「汝欲弘揚淨土，報父母恩，何只吃三年素？不知近多年之殺劫，皆日殺生食肉而起，汝欲為一切人說淨土法門，自己尚不斷肉食，則人亦將效法吃肉矣！」（十三）。
皈依弟子彭孟庵父子避亂靈巖。一日，彭氏與同舍郎某因小事不睦，生意氣，為大師所知，即喚其至，從容教訓之，誡以「忍」為做人之道。大師自述童年故事，闡明強弱互為轉化之深奧蘊理，並作「人字發隱」一文為箴（十四）。
復崔智淳居士書（十五）。
復竇知睿居士書（十六）。
復宋慧湛居士書（十七）。
作《正學啟蒙三字頌遊注》序（十八）。
作《歷朝名畫觀音聖像珂羅版印流通》序（十九）。
作《靈巖山寺專修淨土道場念誦儀規》序（廿）。
作《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廿一）。
作《靈巖山寺啟建四眾普同塔碑記》（廿二）。
作《淨土宗祖堂贊》（廿三）。
作《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廿四）。
作《人字發隱》（廿五）。
作《學醫發隱》（廿六）。
作《福州佛學圖書館緣起》（廿七）。
作《免難軼聞》（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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